涛的拼音

觉（jiào）与觉（jǘe）只是一“念”之差

——电影《钢锯岭》展现的信仰传奇

文/钱宏

　　錢宏，字陽子、号芝公、笔名语桥，编审（教授），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复旦大学访问学者，无党派人士、中国作家恊会会员、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会员、国家九五计划重点工程《国学大师丛书》总主编、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特聘研究员，“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获得者。

《血战钢锯岭剧照》

　　今天，终于在iPad上看了丹阳兄两个月前就推介的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钢锯岭》！

　　我不懂电影艺术，不会看门道，可也不是只会看热闹，我关心的永远是：人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灵动力，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在平常和极端条件下，成就和恢复为一个神奇的共生世界？

　　战争，是人类斗争思维的极端表现。这种极端表现有一个极限，就是战争双方或诸方不至于全体同归于尽，如果突破这个极限，人类这个物种甚至连带所有地球生灵，都将无分强弱化归乌有（归零）。所以，战争的创伤，对人的身心灵的创伤，还在战争进行时，就得有人来抚平。

　　当身边所有的人都对德斯蒙德·道斯既要参军又不肯碰杀人武器，还坚持要上杀人前线救人的行为难以理解时，他对受连长之托来劝说自己的爱人多萝西·舒特说：“如果我不坚持自己的信仰，我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多萝西·舒特告诉他：“我爱上你，就是因为你与众不同。”

《血战钢锯岭剧照》

　　于是，他坚持，他践行，他“以信仰的名义”，化解了“以复仇的名义”，成就了人世间又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向死而生的伟大故事！

　　作为理工男出身的赵丹阳，在影评中对于宗教与信仰的关系精彩评论，对于纠结在意识形态与阶层利益冲突之中的当代中国人，也许有着“明心见性”的觉知意义：“这部电影并没有刻意强调宗教在这里的份量，宗教不全是信仰，宗教的原始意义是指对超自然事物有畏怖和不安等感情，宗教更是指团体性与组织性的信仰、教义、礼仪。宗教是人类对具有超人威力之神秘力量或现象赋予意义，视之为绝对理想之主体，并生起畏怖、神圣、信赖、归依、尊崇之念，进而实行祭祀、祈祷、礼拜等之仪礼，将戒律、信条等列为日常生活之规范，以期安心立命及向上发展完美的人格。”

　　但是，真正的信仰，不是简单地接受圣经的经文，而是通过具体事件与人际关系过程中锤炼出来的。赵丹阳准确地指出：这部电影描述了德斯蒙德·道斯与母亲的关系，带他认识了基督；与父亲的关系，让他认识到战友的生死同一；与哥哥的关系，让他感到接近杀人的罪恶，在实践中领会了圣经十诫；与战友关系，让他有机会容忍他人，救他人与被救；与上帝关系，是他的信仰，上帝让他做了他应该做的，解救他自己的人，与爱人关系，成了救生员并给他带来生命的另一半，与敌人关系，人类都是兄弟。正所谓“生命之源，共生一体”。

共生树

　　德斯蒙德·道斯展示了一个比虚幻更加奇幻的真相——在钢锯（hacksaw）生命的惨烈战火中，手无寸铁的道斯，凭一己生命自组织灵动力向死而生，救出了75个伤残将士！而且，不仅是美军士兵，还有几名日军士兵！

　　德斯蒙德·道斯觉悟的信仰很简单：“当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我想一点一点把它拼凑起来，这总归不是什么坏事！”

　　这不分明就是“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共生思维的精神写照吗？

　　观剧至此，从《钢锯岭》这样的真人真事（a true story)，我不由得想到当代中国，深受斗争哲学“双革思维”－－盲从感性的“文革”思维和精致理性的“改革”思维－－双重撕裂之累，如今又走到了治乱循环的三大周期率（“批孔尊孔周期律”、“黄炎培周期律”、“两极分化周期律”），出现“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矛盾”不可调和的历史节点，我们当代中国人该怎么办？

　　很显然，用造成问题相同的思维方式解决不了问题。马克思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活人的头脑”问题，并非要我们囿闭于问题中，继续纠缠不清，而是要我们保持警醒，走出历史，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将军还需原身健，跌倒自翻身。当代中国人，不要继续被历史书写，而是要书写历史。

　　那么，是继续纠结于先辈们留我们的新老传统“梦魇”之中，取法于“双革思维”执迷不悟，继续沉缅于“零和游戏”，从而重复治乱循环的历史？还是当代人有当代人的“觉悟”，创新我们的思维方式与拓展我们的价值取向，从而当代人书写富有当代性的传奇（story）？这是一个问题。

大德曰生

　　大德曰生，大道至简。人的迷悟不觉与觉悟见性，往往存乎人的一念之间，觉（jiào）与觉（jǘe），是同一个人的一“念”之差，结果却天壤之别，前途将一派光明，生机盎然。

陽子2017年2月25日于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

　　附录：《原德：大国哲学》（2012）卷首语

从王子之问，到农夫之问

　　1601年新世纪伊始的英国，人文主义理想已然普及，同时，英国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丑恶日益暴露与人文主义理想发生激烈碰撞，一个崭新的伟大时代即将开始。

　　伟大的莎士比亚（1564～1616）天才地创作了《哈姆莱特》，通过丹麦王子的内心独白发问：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展示了当时的英国人摆脱害怕“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讽，压迫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剧，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微贱者费尽辛勤换来的却是鄙视”而普遍存在的“自杀”念头，最后选择在隐忍中坚定信念，锤炼智慧，开始“扭转乾坤”的伟大社会实践，这一富有英雄史诗意义的时代精神建构。

哈姆莱特—丹麦王子

　　最后，英国人历时半个多世纪光荣地完成了继1215年《大宪章》运动以来，从1628年《权利请愿书》开始，到1688年光荣革命和1689年《权利法案》的社会政治结构基础建设，也完成了为从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到工业革命准备好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三位一体顶层设计”的历史使命，从而为“自由竞争，机会均等”的工商文明拓展奠定了文化根基，开500年现代文明风气之先。这是人类精神体能和思想自组织力量的伟大胜利！

　　纵观16世纪至21世纪前十余年，我们不难发现，当代中国与17世纪初页英国的社会政治与国民生存状况有惊人的相似性。正如当时的英国再难从罗马和梵蒂冈老师那里学到更的东西，而打败西班牙与荷兰后英国国内事务却并没有得到根本理顺一样，今天，作为现代工商文明老师的西方智慧渐显捉襟见肘，中国近20年的经济辉煌再也遮蔽不住内部事务成堆而在外部事务中亦未能赢得真正的朋友这样的事实。显然，中国与世界亟需新的大成智慧整合精神体能，超越工商文明的阈值（临界值），引领一切文明人类迈入崭新时代，我们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

英国伦敦大本钟

　　当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商业精英结为精英共同体，裹挟草根公民推动GDP增长速度和经济体量震憾世界之时，GDP，就似乎当然成为经济学家手中的筹码，政治家们说话的底气，性学家们推荐的伟哥，却恰恰未必是哲学家思想的神龛，恰恰未必是身心灵健康的福音，恰恰未必是国家公民尊严的标杆，自然也远非中国国家形象的魅力所在。

　　每一个与自身生计稍稍拉开距离的正常人，只要稍稍反观一下身处权、钱、性的攀附式+机会主义（坑蒙拐骗）式博弈而终日陷于忙、盲、茫境况之中的当代中国人，都能感觉到，我们一不留神，已经走进了一个官不知进退、民亦不谙厚德，竞相浮华、奢侈浪费的疯狂时代。GDP增长并没有消解一个多世纪以来缠绕中国人的宪政（民主、自由、法制）或专政（威权、垄断、暴力）两难选择问题，甚至革命（格式化、重新洗牌、归零）重新成为可能的选项。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超过半数的精英共同体成员失去了国家信念。而且，由于近百年斗争哲学的浸染，官场、商场内部以及与民间社会各界，随时都很可能再次陷入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

　　于是，当下和未来五至十年，凸显在中国人面前的必将是这样一个问题：共生，还是革命？

　　这就是我的所谓农夫之问（从15到26岁，我生命中最有活力十余年都献给了农民、农村、农业而成为地地道道的农夫）。这个问题意味着，凡是不愿意发生又一场社会大革命的当代中国人，都再无“选择复制”片面发展的余地，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必须三位一体，又必须置于共生价值观的规范之下。全体官民遵循共生底线，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而不要陷入自己邪恶，也让别人邪恶（live and let live,not do evil and let evil）。

钱宏著《原德：大国哲学》

　　因而中国，亟需超越国家权威衰变下的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即用新型公民共生体社会组织，整合现行基于产权制度的世界性政党政治，一是福利、共产名义下的掌勺人制度（包括中国特色“好人”掌勺人制度。其潜在前提是：社会自组织能力和道德力量不值得信任，从而导致攀附特权而窒息勤劳与创新）；一是自由、霸权名义下的分灶人制度（其潜在前提是：对政府组织和法制力量高度警惕，从而导致除军事行动之外的涣散而出现相互掣肘与短期行为）。

　　英国人用了五六十年的时间和一颗国王头颅的极小代价，完成其历史使命，因而英国，成为工商文明时代的模范国度；而身处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之中，精神体能和自组织力得到普遍提高的当代中国人，也许只要五六年时间且不付生命的更小代价（小到也许只需移出一位先辈的遗体入土为安）就能完成使命，让中国成为生态文明时代的模范国度！

　　我热切地期待当代中国人：要良智，不要攀附；要文明，不要野蠻；要體行共生，不要同歸於盡。

　　愿我们摒弃一切前嫌，去实现这样的梦想——所有人民、国民、公民无例外地走向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共生生活！

　　順勢而為，體行共生，这就是结论。

錢宏

2012年9月9日于北京邮电大学开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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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摘自钱宏六一国际儿童节人民大学农发院2012’博研班课件PPT：《中国：共生崛起》。

　　2、对于这个“王子之问”，中文有许多翻译，通常的有“生存，还是毁灭”，直译可以“是，还是不”、“在，还是去在”、“存，还是亡”等等。但在本书“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 ）即共生（法则、智慧、价值）的语境中，其意为“想活，还是不想活？这是一个问题。”

　　3、参看本书《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历史文化观？——理顺国家内部事务的两种方式与价值取向》。

　　4、顺势而为，体行共生，指顺应生态化大势，搁置任何个人与组织优越性、先进性及其谋求特权的形而上学预设，在所有公民个人的体认行为中，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安排上，在政府体制制度上，实行共生，将公正契约进行到底。体，体制、规模、整体、体量、制序、法则，如《典引》“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於圣心”。体行，《后汉书·班固传下》：“体行德本，正性也。”李贤注：“体行，犹躬行也。”体行，即（yù，吾言是金，贵在力行）也。故，体行共生，即诚敬地循共生法则原德精神身体力行，亦即

　　成共生。本书名为大国哲学，其意为：自立于天地之间者，为大；国者，域也，域中有五大，德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大道并行而不悖曰共。所以，我心目中的“大国”，即以人为本的共和、共生之理想国也；“大国哲学”，即遵循原德精神的共和、共生之国家哲学。体行共生更加突出了行为理性对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与超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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